目前，随着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经济速度不断加快，我国医疗卫生体系随着社会需求和市场转型，出现了许多社会矛盾，如卫生资源配备不合理：我国占全世界人口的22％，而医疗资源支出仅占全世界的2.1％，城市医生资源和农村医生资源配备严重失调。公共社会安全不健全。
目前我国公共卫生系统的设备、医护人员、意识、预警机制等都严重滞后。社会医疗保险不完善，目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仅占全国人口的27％，而农村医疗保险仅占所有医疗保险的20％，也就是说中国有6700万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这样农村患者一旦患有重大疾病，仍需到大中型城市就诊，这就增加了城市医疗体系的供求矛盾。同时也为农村患者背上了沉重的医药负担。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从卫生部部长高强到普通患者都十分关切中国的医疗改革。国际社会把中国的医疗改革视为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参考标准。中国百姓把医疗改革看成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及政府领导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医疗改革关系着百姓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近来，无论是政府还是医师学者，以及广大百姓都各抒己见。拿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卫生部把医疗改革放在头等大事上抓，这说明中国医疗改革迫在眉睫。
在市场经济的国度里，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增长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魅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医疗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滞后与经济过渡和转型的必然产物。这一滞后现象，并不能归罪于哪些政府或哪个领导人，因为中国医疗体制实行了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性医疗体制，要想改革这一整体结构，需要时间、经验、思想转型、体制转型、产权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措施以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从以往欧美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医疗体制改革和转型需要10年时间，中国是一个拥有世界1/4人口的大国，把90％为国有产权的医疗结构改革成社会化、和谐的医疗体制，至少需要5－10年的时间。所以卫生部部长高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国将在2010年基本上让百姓能看得起病。”是中国政府很大的决心，也体现出中国政府的魄力。
从从事十几年医疗管理的经验来看，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医改应该首先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政府应该积极引进外资、鼓励民营企业、开展高档医疗服务，尽可能满足高消费需求人群的就医环境。几年前，中国政府尝试性地开展了外资进入中国高消费医疗市场的经营，如：SOS、北京和睦家医院、瑞尔齿科等独资和合资医疗机构。通过几年的经营，这些医疗机构确实填补了中国高消费医疗市场的空白，满足了境外人士在华就医和中国高端消费人群的健康需求。而且从服务理念、经营品质、健康意识等也为中国国有医院树立了典范。这样“洋医院”不仅为中国的医疗市场引来了新鲜的管理机制，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国有医院的高端市场带来了竞争机制。中国国有医院“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钱太贵”等滞后的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已经受到了外资医院的冲击。目前有很多国有医院也纷纷改变了服务态度以及经营理念，这不难看出像老黄牛一样的国有企业看到了小老虎的出现，不得不有一种危机感。
二、 国有医疗机构应定位在平价医院的基础上，作为政府医疗机构有责任也有义务为自己的百姓创造一个平价、舒适的就医环境。卫生部部长高强多次召开会议反复探索和研究社区医疗的出路。社区是一个收费低，只能处理基础医疗的小医院，如感冒、发烧各种炎症以及各种急症。其他病类应该转为三级甲等国有大中型医院。
三、 大力发展医疗保险：政府应采取行政手段开展城市和农村社会医疗保险。鼓励商业保险，无论是内资和外资都可以进入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医疗保险，填补中国医疗保险的空白。使中国额医疗事故、医疗责任以及医疗费用保险化。真正用行政体制约束医疗保险行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占全国总人口的9％以上，加拿大几乎百分之百参加了国家医疗保险，也就是说加拿大的国民看病基本不需支付任何费用。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险体制的经验，迅速地使医疗保险市场规范化、社会化、制度化，使社会、政府和百姓都有社会医疗的安全感。突如其来的“非典”，提醒了政府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再大的政府也承运不了公共卫生的风险及自然灾害。所以应该把风险分摊给全社会，这样才能更好地抵御各种公共风险。真正用科学发展观创造一个文明和谐的医疗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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